从皑鸽到凯歌
很多年过去了，陈凯歌在镁光灯前接受人们的敬佩及赞美，他恍然被闪光灯刺得睁不开眼时，这让他感觉很像是童年在胡同捉蛐蛐放风筝时，阳光透过树 叶的缝隙，在他眼中留下的美好回忆。夕阳如火，散落在高楼下的树掩映在一抹青影间。在这片承受着新与旧、轻与重的土地上，在昼与昏、明与暗交替的临界，古 老的胡同和四合院无语相依，平和而清晰地讲述着一个城市和它的故事，1952年8月12日，陈凯歌出生于这座比电影还要精彩的北京城，那时，他还叫陈皑鸽。
陈凯歌
与日后霸气十足的“凯歌”相比，这个艺术气息十足的名字也有一番由来，“我出生前不久， 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我起了名字叫做皑鸽，‘皑’就是洁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 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后来这个名字给了妹妹。”
在红色浪漫主义年代，同为电影人的父母经常忙于工作，家里只有他和妹妹，他觉得生活简单 而有趣，不管当时社会局势如何动荡，也不管国际形势多么复杂，少年陈凯歌过的是一段和平、宁静的时光。“红墙碧瓦都还在，还是那一个老北京，院子里或是落 英缤纷或是漫天雪花。所以我有幸又不幸地过了几年风花雪月的日子。”那时，陈凯歌和几个伙伴常在一起，并肩撒把骑车、吹口哨、游泳、打篮球，无所事事。 13岁的时候，他已经成长为一名一米八高的大个子，增长的不光是身高，还有他自己的主见。“马上要文革了，我就觉得这个名字让人笑话，别人都叫援朝、抗美 什么的，我却是一只白鸽。征得父母同意后，我带着户口本就去了派出所。皑这个字其实在南方是念‘KAI’，北方才念‘AI’，取近音，所以就改成了现在这 个名字：凯歌。”去精英云集的北京四中报道时，他便用陈凯歌这个名字注册。但陈凯歌的妹妹不太同意他改名字，她懂点《易经》，说陈凯歌是一个容易受累的名 字，很多年以后，陈凯歌不得不承认妹妹的易经功力蛮准的。
历史的车轮轰轰隆隆地向前迈进，作为个体命运必然被历史影响的中国人，少年陈凯歌已经从 周围人的形象中端详出自我的认定，他这样描述他的身边伙伴，同时也在素描自身：“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 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这些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 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所仅仅能做的。”
1969年，正值毛主席号召2000多万知识青年下乡，16岁的陈凯歌打起背包，背着十 筒家庭特大号装药膏去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当了知青，当时的说法是“头顶芭蕉、脚踩菠萝”，陈凯歌对西双版纳的生活其实是有一种浪漫的幻想，觉得那个地方是 可以施展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度过青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然而，想象与现实的反差常常南辕北辙，生活之艰苦和自然景色之优美，是可以交相辉映的。 那时候每天劳动强度非常大，下了工之后，还要用砍刀在丛林中间砍出一条路来，那些枝蔓都是相互勾连的，每天的工作都有危险。而且因为是北方来的孩子，去了 那儿之后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知青们住的是茅草房，躺在蚊帐里一眼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我们说星星模糊了，其实是因为都掉眼泪 了，就是想家，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怀。”他的手在一年后就长满了老茧，这些老茧可以让他从地上赤手拿起一块尚未燃尽的木炭点烟而不觉得烫。陈凯歌认为，这 段日子对他日后的影响非同寻常：“虽然日子过去这么久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之所以后来能够做电影，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些话想表达，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很辛苦 的劳作中间、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中间积累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