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徐冰时，他正在与助手交谈。身穿一袭黑衣，戴着圆圆的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个韩国人，样貌神似韩国建筑师承孝相，但更年轻。徐冰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握手的瞬间让人感到传递于指尖的稳重和谦和，一瞬间，艺术家的冷静与自持被表现得恰如其分。从纽约回来，徐冰将自己的工作室搬到北京酒厂国际艺术区，算起也已经有四年的时间。徐冰的工作室分上下两层，楼上是创作空间，楼下是休息区。每天，徐冰的大部分时间都穿梭于楼上与楼下之间。环顾工作室二楼，利用滑轮原理制作的可以上下移动的画板占据了这里的大部分空间。这是徐冰为方便创作而特意改造。这些可以移动的画板用来支撑尺寸超大的画案和固定在墙上的长条木板。木板上陈放着徐冰回国后的第一件作品《凤凰》的雕塑模型，一凤一凰并列排开，首尾呼应，尺寸虽然不大，却让人生出敬畏之感。工作室内到处可见艺术家标志性的英文书法作品，它们或钉在画板上，或一卷卷罗列在画案上，这些文字甚至还爬上了工作室的玻璃窗。它们披着中文的外衣，远观似故人，近看却陌路，仿佛文雅的小玩笑，验证着我们是不是具有幽默感的绅士。
徐冰
两次中断对“书”的探索
1955年，徐冰出生在重庆。“出生那天天气寒冷，细雨纷飞，父亲故为我取名为‘冰’。”“冰”是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形成的，这仿佛暗示着徐冰坎坷的求学之路。
1956年，年仅1岁的徐冰随父母北上，开始了“北漂”生活。徐冰的父亲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工作，母亲在北大图书馆学系工作，大大小小、薄厚不一的书籍成为徐冰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虽然年幼的徐冰还无法读懂书本里深刻的含义，却充满了对“书”的好奇。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属于“北大子弟圈子”一分子的徐冰也因此受到牵连，他的邻居和家人不是被打成走资派，就是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他对“书”的探索也在这场文化的“革命”面前戛然而止，踏上了插队之旅。人们都说“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开一扇窗”，艺术就是徐冰的那扇窗，寄托了他插队岁月的全部情思。徐冰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专业老师就是在这段岁月中结识的，他的名字叫李宗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著名经典油画《飞夺泸定桥》的创作者。李宗津对艺术的执著和朴素的艺术观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徐冰，虽然只见了短短的三次面，却在徐冰的记忆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李老师的家里，没有文革，没有争论，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也都与我无关。他那里是我的秘密花园。就好像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存在于牧师与小修士之间的小秘密。”徐冰回忆道。他与李宗津的相遇本应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但这一切都在1977年的那个春天结束了。那之后，徐冰再也没有敲开李宗津的房门，只得到李宗津自杀的消息，而他对“书”的渴望与好奇再一次被中断。
直到文革结束后，徐冰从农村回到了北京，儿时对“书”的热情与渴望再次迸发出来，他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阅读大量书籍，想一股脑儿地把多年的缺失一次性补回来，但当读的书越多越无所适从时，徐冰愕然发现逝去的已然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