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具有非凡成就与影响的艺术家，卢昊1992年毕业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1999年受邀参加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2002年第二十五届圣保罗双年展和2007年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这三个展览被世界美术界并称顶级的三大视觉艺术展，卢昊是唯一受邀参加了三大展览的中国当代艺术家；2002年荣获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2009年，卢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邀请出任第五十三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2009年受法拉利全球董事局主席蒙特泽莫罗先生邀请出任法拉利建厂67年来唯一外方设计师；2008年受法国巴黎市政府邀请，担任巴黎市公共艺术项目的唯一外方艺术委员。
卢昊先生
阳光灿烂的日子
卢昊刚刚一进房间，甚至连身子都还悬有一半在座椅上空的时候，就开口了，语速还很快：“你刚才来的时候注意看了吗？北京只有这一家会馆，能够把清水泥的地面打磨成这样，像缎子一样，安腾忠雄原来说只有日本工人能做到这一点，现在北京也有了，中国人做的装潢。”这段话显现出卢昊的挑剔与品味等级，配合着他的蓝衫红裤，有一种格外的审视味道。“审视”是很多艺术家经常选择的表达路数，而卢昊显然拒绝这样的对抗性表述，在他看来，作品如果没有参与性的情感，“不感人的话”，就失去了魅力和价值。
作为北京籍的当代艺术家，卢昊的作品很多都是跟北京有关的。北京作为一种部落文化的符号，老北京作为一种传承文化的生活模式，在他的作品里经常作为辛酸和旧梦的出口，这是他的作品能够感人的地方。“我是一个绘画出身的艺术家，但是我有点抵触去别的地方去写生，我觉得让我最投入感情的地方还是北京，我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我对周围的胡同，对胡同里的人更有感情。”
卢昊有一组作品名为《消失的家园》，是一些褪色水墨般的架上作品，在依稀能辨的残垣断壁中，作者漫漶的个体关怀像一场过时的雨一样浇漓在北京胡同的老墙上。“我的护照到期了，得去原来的户口所在地去办，就是我小时候生活过的胡同，我去的时候很正常，生活的场景几乎和我小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一周之后我再去，已经开始出现残垣断壁了，我当时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奇怪，我所熟悉的生活气息，小时候遛弯的场景就再也没有了，当时我就拍了一千多张照片。”卢昊最终选择了以绘画的方式来创作这个主题的系列作品，他说这样可以更大程度地保留艺术家的参与性。
按照卢昊的说法，他的个人生活非常的典型，几乎就是一代人里最没有特征的那一个，而他作为一个主动的在场者也见证了一个代际的文明场景的嬗变。“我小时候的生活跟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描述的情景很像，我有四个小伙伴，经常打架，有一段时间，书包里放着菜刀。后来长大了一些，就穿着绿军装，用大砖头录音机听邓丽君的歌，留爆炸头，戴蛤蟆镜。”卢昊像那个历史背景下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从僵化的旧式生活中露出头来之后，几乎是以一种愤怒一般的热情来释放着自己对于生活的企图和生命的理解，“那个是对一种过度生活的反叛。”
从1986年的新星音乐会上崔健的《一无所有》开始，再到西方的摇滚乐，卢昊开始更加广泛而深入地接触艺术，“那个时候是从进口图书博览会上，才有机会去了解西方艺术，当时就对现代的艺术形式特别感兴趣，开始研究这种东西，在我们之前，王广义、方力钧已经开始有自己的影响力了。”在Metalica、Megadeth和Pandora等西方重型音乐的影响下，年轻的卢昊成了一名重金属乐队的贝司手，“那个时候觉得要做的话，就得把形式做到极致，那么对于摇滚来说，只有重金属才是摇滚，现在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弹钢琴的Elton John玩儿的也是摇滚，现在如果非要让我演出，我宁可拿着中国竹笛上去。”
很难想象现在这个谦逊而衣着精致的卢昊曾经是一个重型乐队的吉他手。事实证明，树叶的形状往往决定于根系的发展，当年还在摇滚的卢昊后来慢慢对于音乐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倾向于用强烈的对抗型音乐来表达自我，在与乐队其他人产生分歧之后，卢昊决定回去做自己所擅长的事情。“我想用更高明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这个情感要视乎你跟时代的关系，你有没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