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
潘石屹将他微博页面上的自我介绍设置为“永葆一颗纯洁、仁慈和意气风发的心”，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高度浓缩概括了老潘多年商海浮沉的成功之道。
“我们目标是把所有的房子都放到网上去销售。”潘石屹4月21日在自己的微博页面上喊话。此话一出，为23日的SOHO中国携手新浪乐居零底价拍卖银河SOHO和朝阳门SOHO的两个商铺造足了势头，潘石屹把自己那份从大山里带出来的自信乐观的性格在中国商业最具争议的房地产销售领域发挥到了最大化。
众所周知，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潘石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趋利避害。与大多数名人使尽浑身解数在高度发达的多媒体时代极力保护个人生活的低调作风不同，真性情的潘石屹与聪明的妻子张欣两人乐于且善于利用网络与多媒体技术，与大众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谈建筑、谈信仰、谈时事。渐渐地，潘石屹、张欣夫妇在公众的视线里筑起了商界亲民“夫妻档”的概念，两人的正面形象从商界渐渐扩展到生活领域。
如今身为SOHO中国董事长，身材并不高大的潘石屹常常以一副西装革履小眼镜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与人们概念中的“地产大亨”形象相去甚远。然而，房地产与互联网这两个原本不太亲密又各具争议的概念，就在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生意人手上喜结连理了。
童年：贫苦
与许多企业家一代的经历有些相似，潘石屹出生在甘肃省天水一个小村庄，童年生活与他今日在京城一手打造的SOHO中国有着天渊之别，村里的老人曾告诉他，他们家曾是一个“大家族”，然而亲身所经历的饥寒疾苦在年幼的潘石屹记忆中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烙印。
潘石屹曾就读的东柯小学是由村子里一座破庙分割而成的，校舍的桌椅都是由泥土制造而成的，潘石屹每天要带上一小块木板到学校去，垫在桌子上写字，生怕破坏了本来就不结实的桌子。一次上课时，因为家里没钱，潘石屹握着短到已经使用不了的铅笔被老师硬是批了一顿，抛出一句“让你妈买铅笔去”，便不再让他继续上课，看到儿子站在教室门口的场景，心里很不是滋味的潘妈妈借了一毛钱为儿子买来了5支不带橡皮的铅笔，这件小事让潘石屹至今一直难以忘怀。
潘石屹的爷爷是个文化人，去世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潘石屹出生在六十年代，小学时少不更事的潘石屹在同学面前炫耀爷爷是国民党军官的家世背景，不料被老师纠集同学在班上批斗了好几天。放学后，潘石屹把脸上混杂着同学们的口水、鼻涕和眼泪的小脸在小河边洗洗干净，便若无其事地走回家。这个村里娃虽然年纪轻轻，却早已懂得忍耐的力量。
偏远的小村庄上医疗条件极其落后，一次在上学路上，同学一脸平静地让潘石屹回学校帮忙请个假并告诉他自己要去拔些谷子杆包裹夜里死去的弟弟的尸体。由于村里人对疾病缺乏科学的认识，小学时的潘石屹曾眼睁睁地看着同学和亲友们陆续地死于各种原因。因此，当一名医生曾是潘石屹在那个时期发自内心最伟大的梦想。
上了初中，潘石屹梦想着成为一名厨师，因为那个时候让潘石屹感到最无法忍受的是饥饿。他曾坦言，许多年以后他还会梦到那个自己中学时代不断梦见的场景，在地上突然捡到菜票，赶紧跑到食堂里买馒头吃，而梦醒后只有枕头上沾满的口水。
“我小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吃不饱饭，饥饿。其他东西还可以承受，就是这个饥饿是没办法承受的。这点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包括后来从商，比较看重金钱，觉得有了钱就能解决吃饭、教育、看病这些问题??这还是受小时候缺衣少食的影响比较大。”功成名就后的潘石屹曾这样诉说过物质生活匮乏的童年生活对自己的影响。
直到不惑之年，因为给两个可爱的儿子买棒棒糖，顺道给自己多买了一个，潘石屹才吃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根棒棒糖。这棒棒糖的滋味，在潘石屹心里远远不是入口即溶的甜。
入城：平淡
1977年秋天，被打成“右派”的父亲潘诗麟获得了平反，这对潘石屹来说谈不上机遇，却是人生中一个不小的改变，他从此变成了名正言顺的城镇人，举家从村里搬往了清水县城。
离开乡村那天，与老乡们一番依依不舍后，潘石屹全家人赶上了一辆顺路的解放牌卡车，他和父亲用抹布和木棍搭起一个简陋的担架，抬着瘫痪的母亲，带着还不懂事的弟弟妹妹，走进了县城。尽管生活依然贫苦，却让乐观的潘石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转学到县城上学后不久，潘石屹就考上了省城兰州的一所中专—培黎学校。离家上学前，父亲对他说：“孩子，你要出门了，不管在什么时候，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刻在潘石屹的心坎上。培黎学校供应的饭一半是杂粮、一半是细粮，城镇的姑娘嫌弃杂粮，潘石屹说：“别人不喝的玉米粥，不要钱，我喝。”
喝了两年杂粮粥，1981年潘石屹在全校600名学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被河北的石油管道学院录取了。1984年，离开校园的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每月46块钱的工资和额外的8块钱野外补助成了他和两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妹妹的生活费。大专，也随即成为潘石屹至今为止的最高学历。
因为贫苦出身，潘石屹对钱和数字有着高度的敏感，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被确定为“第三梯队”，送去进修。这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到城市又初涉社会的青年人而言，命运的改变已经在悄无声息的进行中，然而对于不安于天命的潘石屹而言，尽管对社会对生活充满了感恩，但这种平淡的流年很快便显得枯燥难耐。
潘石屹在事业单位机关的工作生涯有些类似今日某些基层单位的公务员。“整个管道局里，除了输油调度处每天在做事外，别的部门全都无所事事，只会给人添麻烦，包括我自己。”潘石屹如是说。
20岁出头的潘石屹在机关里坐了半年，新鲜劲就过去了，尽管工作轻松，待遇福利好，偶尔还收到些下面单位送来的苹果、大米等物品，但潘石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浪费青春，逃脱平凡的愿望已经在他心目中慢慢发酵。“在廊坊最后有半年多时间觉得自己也是闲待着的，在一个机关里，有将近1000人，真正能够给社会创造价值的人不是很多，剩下的人都是干部，干部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干。所以我对下海的愿望特别强烈。”
让潘石屹真正决心离开机关生活的导火线是单位上新来的一个女大学生。处长让潘石屹帮忙给她领张办公桌子，女大学生的挑剔让潘石屹有些不耐烦，劝她将就着用。此时，她下意识说出一句：“小潘，这个桌子我可得坐一辈子啊，当然得好好挑了。”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早已萌生去意的潘石屹：“我回去后看了看我的桌子，又看了看我的茶杯，想想就一辈子这样度过吗？”
1988年，潘石屹申请停薪留职未果，他选择了拍屁股就走人，被单位除名。这种举动本不值得宣扬，但那时的潘石屹相比起童年的隐忍，又收获了另一个成功之道—果断。在一位老师的鼓舞下，潘石屹带着仅有的几十块家当来到了刚刚开放的深圳。人生地不熟，外加语言障碍，潘石屹在深圳没少吃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