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对于邮报和凯瑟琳来说是一段既拥有光环又遭受创伤的时期。让《华盛顿邮报》名声大震的水门事件正是在凯瑟琳的治下报道出来的。1971年，当时的《纽约时报》披露五角大楼有关越战的“绝密文件”被尼克松政府告上了法庭。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尽管邮报没有进行第一手资料的发布，但也获得了不少相关的信息，邮报面临着是否要对这个事件进行报道的抉择，尼克松政府也对他们紧紧压制。身为决策者的凯瑟琳，在以布莱德利为首的编辑阵营的帮助下，果敢地坚持父亲办报的核心理念—“追求事实，对读者负责，报道最接近事实的真相。”凯瑟琳相信对这些材料的披露更有助于让国人理解美国为什么卷入越南战争，刊登文件不仅不会破坏国家安全，相反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将筹码压在了立刻进行报道的一边，也就是从这一刻起，邮报的声望可以和《纽约时报》相提并论了。这个举措，让凯瑟琳和编辑们在邮报内部建立起永久的信任感和目标一致的认同感，也让大家都更有勇气去迎接以后遇到的任何挑战。
华盛顿邮报公司
同年，“邮报”引进职业经理人并顺利完成上市，一个典型家族企业由此转变为一家现代企业集团，当时每股的售价为26美元。
在紧接而来的1972年，五名男子私自闯入水门饭店，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当场被捕。就在事发的第二天，这个被众多媒体忽视的事件却被《华盛顿邮报》当作一起重大的政治丑闻进行了头版报道，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哗然，纷纷把目光投向了邮报。凯瑟琳力挺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继续深入调查。在长达几百天陆续揭露报道的背后，是凯瑟琳对部下的信任和尊敬。当时的尼克松政府一面对真相百般掩饰，一面对一意孤行的邮报各种施压，警告恐吓凯瑟琳不要“强出风头”。在如此高压之下，凯瑟琳依旧支持编辑团队不断追踪事件的幕后真相，逐步揭露了幕后的政治阴谋，以及其他相关的政府渎职行为。这份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赢得了所有媒体的支持，并使尼克松在1974年的8月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弹劾而辞职的总统。《华盛顿邮报》由此确立了美国大报的地位，并获得了那一年的普利策奖，凯瑟琳则荣获了“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的称号。
然而“水门事件”也给邮报带来负面影响。1973－1974年间，邮报股票价格一路狂跌，在此节骨眼上，沃伦·巴菲特首次购买了华盛顿邮报公司5%的股票。大数额的购买股份曾让凯瑟琳极度怀疑，巴菲特为了让她放心，建议全权委托凯瑟琳的儿子唐纳德·格雷厄姆代理自己行使投票权。这不但消除了凯瑟琳的疑虑，还建立了两人之间的友谊。1974年，凯瑟琳邀请巴菲特加入董事会，并很快任命他为董事会财务委员会主席。
1975年是凯瑟琳经营报业最困难的时刻，她想缩小开支控制成本，却招来印刷业工会的不满。10月份，印刷厂联合广告部门的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者不仅火烧邮报印刷厂，导致报纸无法刊印，还袭击了采编人员。紧急时刻，凯瑟琳果断地采取了自行接洽、操作印刷机，并将报纸样版送至临近地区印刷厂临时印刷的措施。在她镇定自若的领导下，其他部门员工积极配合，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谈判，工潮终于化解了，《华盛顿邮报》最终渡过了难关。
整个80年代，在凯瑟琳的领导下，邮报公司不光在经济上获得了可喜的增长，也完成了很多领域的扩张。到了1993年，凯瑟琳将指挥棒交到她儿子的手中时，邮报已发展成为一家囊括报纸、杂志、电视台、有线电视和教育服务企业在内的庞大的新闻集团，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与凯瑟琳1963年刚接手时的840万美元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