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凭着对新闻的热爱，凯瑟琳进入《旧金山新闻报》当了记者。第二年，老尤金让她进入家族报业担任编辑，在这一时期，凯瑟琳认识菲利普·格雷厄姆，两人相识三周后闪电订婚。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女性运动方兴未艾，即便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性，尤其是出身良好者，在婚后都会选择回归家庭，做一名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犹太人还有着家业宁传女婿不传闺女的传统，老尤金也遵循着女子不适合做新闻的歪曲原则，更看中女婿的才干，一心希望菲利普继承家族的邮报事业。在凯瑟琳心中，菲利普太优秀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婚后的凯瑟琳毫无怨言地退至幕后，成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凯瑟琳·格雷厄姆
进入中年后，丈夫菲利普的抑郁症不断加重。在丈夫患病期间，凯瑟琳无法跟他真正交流，既要帮他对外隐瞒病情，又频繁地被丈夫的花边新闻折磨。这使她的状态非常消沉，几度绝望。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几年时间都没有缓解。
菲利普自杀的那声枪响，让这位步入中年的女性一度窒息。整个家族事业在指望她，而她长久以来接受的教养使她相信自己的角色就是妻子和母亲。在经过了多年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之后，她身上“家庭主妇”的标签也让周围人对她不抱什么希望。此时凯瑟琳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出售邮报，二是请人打理，三是自己经营。凯瑟琳不忍将父亲和丈夫用爱和心血建立起来的一切交付给他人。深思熟虑后，她毅然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勇敢地从幕后走到前台，接过了这一棒，以格雷厄姆家族女性继承人的身份掌管起邮报公司。
决心并没有给凯瑟琳带来顺利的开局，这并不奇怪。首先大的环境对她是不利的，纵观当时的新闻界，没有多少让女性显山露水的地方。公司内部对她抱着怀疑的态度，以至于多名记者想要离开邮报寻找下家。其次，长时间与报业脱轨，凯瑟琳并不了解公司该如何经营，需要做些什么，很多决策都是凭直觉做出的。正如她在自传中写道的：“身处悬崖边闭眼一跳。令人惊讶的是，我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照着自己的方法，凯瑟琳努力学习知识，虚心求教员工，逐渐对报纸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赢得了下属的尊敬。在她身上时刻体现着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让有理想的新闻人愿与她共事。到20世纪60年代末，《华盛顿邮报》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纽约时报》，人气不断上升。她杰出的商业才能和对新闻业的深刻理解，让她意识到公司需要一位决策者。凯瑟琳在李普曼的推荐下重用本·布莱德利，于1968年提拔他担任邮报总编辑。本·布莱德利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坐到了1991年，在任期内，他与凯瑟琳共同创造了许多辉煌。布莱德利刚接任时，凯瑟琳给他自由调整报纸风格的权力，并提供令人艳羡的资金让他网罗新闻界的精英。布莱德利在强调报道准确和公正的前提下，放权让各级编辑、记者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凯瑟琳则勇于承担责任，遇事决不后退，让包括布莱德利在内的全部人马放胆去博。在人事与管理上，凯瑟琳积极整顿《华盛顿邮报》与《新闻周刊》，一系列的措施开启了邮报公司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