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0年的春节，二哥刘永行为了让家人能在春节里吃顿肉，大着胆子在马路边摆起个电器维修摊。几天时间，二哥赚回300块钱，相当于刘永好10个月的工资！这件小事，却成了刘氏兄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兄弟几人商量，既然有技术，干脆开个音响厂。但当时的政策还处于摇摆、混沌的状态。这个想法报到公社书记那里时，书记气得拍案大喝：“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
刘湘、陈毅、刘伯承⋯⋯从古至今，四川从不乏百折不挠的行动派。刘永好和哥哥们，亦不是做白日梦的空想家。虽然对于个人创业的政策还不明朗，但是当上“万元户”，已经是刘永好的明确目标。几番讨论过后，兄弟们决定让养殖业开启他们通往财富的大门，便在自家的阳台上养起了鹌鹑。刘永好的创业起跑线，虽然看起来毫无难度可言，但在80年代初期，刘家兄弟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份勇气和胆魄，是他们超越常人的资本。
在邻居的抗议声中，鹌鹑养得热火朝天，小阳台显然容不下几个兄弟的理想了，他们决定把事业做大，到古家村去办良种场。这一次，没有被扣上“资本主义”帽子，他们遭遇到的难题是资金。1000元启动资金，银行说什么也不贷。四个人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家当，一鼓作气把厂子建起来了。“1983年的12月8日。”这是反复出现在刘永好记忆中的日期，虽然历经挫折，如今刘永好却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语气平缓，声音低沉：“那天特别冷，我们清点了一下良种场的成果：孵鸡5万只，孵鹌鹑1万只，并且带出了11个专业户。我们实现了当万元户的理想，而且是新津县第一个万元户。”
刘永好：我比时代快半步
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新希望集团”是饲料大王。但在8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只有一家叫“正大”的外资饲料公司，几乎独占整个中国市场。鹌鹑养出雄厚资金的刘家兄弟看到了商机，决定参与饲料业的竞争。1987年，“希望饲料公司”在古家村鹌鹑养殖基地的基础上成立了，两年后，“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正式推向市场。
四个兄弟中，刘永好对市场和营销的把握最准确，他是中国民营企业中最早运用广告造势的企业家。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几乎都有着这样的记忆：坐火车时，常常能看到路边平房外墙上，用白粉刷着“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的标语。8寸黑白电视里，“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的宣传语滚动播放。而这些，都出自刘永好的创意。口号虽然响亮，但渴望脱贫的农民向来只看重结果。而结果就是，“希望”饲料的效果比“正大”好，价格每吨便宜60元。只用了三个月，“希望”牌饲料的销量就追上了“正大”。在刘永好的市场营销攻势下，“正大”毫无招架之力，主动找“希望”达成一项协议—让出成都市场。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1992年，中国第一家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王石曾说，刘家兄弟是从传统家族企业向全新管理模式转型的最佳范本。这样的褒奖，来自四兄弟的团结。“干什么事，别想得太复杂，复杂了就没法执行、没法操作。”刘永好说，很多人对他们当年分家没有戏剧化的情节表示不满，“分家？就是简单的每人1/4，清楚、简单，省去了很多算计。”四兄弟中刘永言热心高科技产业；三哥陈育新管理存量资产；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扮演重要角色，到各地发展分公司，建饲料厂。资产平均划分，各占25%股份。1995年，新希望集团进一步“划江而治”，将饲料产业的26家分公司划分为东北与西南两个区域。兄弟俩采用罗马士兵分饼的规则，刘永行提出划分方案，然后从地盘到人员都让刘永好先挑选。整个集团没有分家，新希望集团的冠名权和商标作为无形资产为大家共有。新津饲料厂和科研所是老家底，由陈育新掌管，产权均分。在刘永好看来，忠诚于家族，是他们兄弟分家后各自成功的秘诀：“在企业很小、开始创业的时候，家族的色彩是很浓的。没有太多的考虑，绑在一起，要涨一起涨，要沉一块沉。”这时候，在我们面前的刘永好，头发理得短而整齐，身穿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里面是一件印着银色抽象图案的白色T恤。虽然脸上的皱纹如刀刻般清晰，但那双自始至终笑眯眯的眼睛和气定神闲的言谈举止，让他看起来比前几年年轻许多。宣布“退位”后，刘永好仍会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给刘畅指点，毕竟这是自己三十余年的心血，他比谁都在乎，都爱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