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伯雷子爵
早逝的继承人 安伯雷子爵
历史文献这样记载安伯雷子爵—他的父亲是两度任英国首相的约翰·罗素伯爵，他的儿子是著名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尽管这样的文字掩盖了子爵自身的光芒，但也从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事实：作为政治家，子爵逊色于父亲；作为作家与思想者，子爵的儿子青胜于蓝。
约翰·罗素伯爵的长子是他与第二任妻子所生，他们给他也取名为约翰·罗素。然而，我们不必在此称这位长子为小约翰，由于父亲受封为伯爵，有继承权的儿子则成为安伯雷子爵。
在中学时代，安伯雷子爵以优异的学业博得父亲的欢心。后来他先后入读爱丁堡大学与剑桥三一学院。在剑桥，他结识了T.J.科布登·桑德森，并在后者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无神论思想，两人发展了深刻的终生友谊。1863年2月，安伯雷因厌恶剑桥的社会风气而退学，兴趣转向研究数学。
伯爵希望儿子在政治上有所追求，子爵的“自由化”倾向令伯爵担忧。事实上，子爵对政治不无兴趣，然而，他关注的不是仕途或爵位，而是政治思想的追求。他不以表达立场为进阶的垫脚石，他是在为理想而战。1863年，在21岁的生日之际，安伯雷写下：“从今以后，我是个自然神论信仰者了。”次年，他开始深入研究宗教信仰并着手撰写《宗教信仰分析》。论文分成两部分，分别在1866年和1867年发表。在文章中，安伯雷写道，牧师应当平等对待所有的神学教义，因为英国国教会的什一税是不论公民的信仰为何，向全体公民征收的。
信奉英国国教会的父亲—第一代罗素伯爵向安伯雷施压，子爵的一些朋友也劝他追求政治生涯的个人前途，以期继承伯爵爵位。1866年5月，他当选下议院议员，任至1868年11月。与父亲既属辉格党又属自由党不同，安伯雷仅是自由党。然而，真正阻碍他仕途前进的是他的无神论思想与宗教态度，他拒绝做礼拜的态度连自由党的牧师都被激怒了。他还倡导通过节育解决人口过于密集的问题，为此人们抨击他轻视婚姻、支持堕胎、侮辱医生。这一切导致了1868年他遭受选举失败。从此，他放弃了仕途职位的追求，以文字为利器，为妇女谋求投票权。
从仕途退出并没有令安伯雷消沉，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信仰研究以及发表论文上。他的父母与同胞姊妹容忍了他的非正统思想，但并不接受他的观点，相反，他们还曾公开指责他的实证主义思想。
反映安伯雷子爵探望受伤病人的油画，这位爵位继承人对仕途不感兴趣，而是专心宗教信仰研究
1860年11月，安伯雷遇见珍妮特·钱伯斯。像父亲罗素伯爵一样，安伯雷子爵身形矮小。伯爵曾因个子矮遭政敌讥笑，同样的问题却没有困扰子爵找到爱情。不幸的是珍妮特·钱伯斯在两年多后去世。1864年，子爵认识了未来的夫人凯瑟琳·斯坦利。凯瑟琳的父亲爱德华·斯坦利是第二代斯坦利男爵，母亲亨利埃塔·斯坦利是妇女教育的倡导者。斯坦利夫妇与安伯雷子爵不对胃口，因此禁止女儿与子爵交往。经历了六个月互不相见的“禁闭”后，安伯雷与珍妮特在1864年11月8日闪婚了。相比于丈夫的羞涩与严肃，子爵夫人是活泼可爱的。两人的婚姻十分幸福，直到死神将他们分开，而后又将他们聚首。
1873年，安伯雷突发癫痫。为了安伯雷的健康起见，夫妇俩在罗马度过了那个冬天，同行的有他们的长子法兰克，以及安伯雷的好友兼家庭教师道格拉斯·斯波尔丁。次年5月，一家人返回英国时，法兰克又患上白喉，在安伯雷夫人与其胞姐的悉心照料下，法兰克转危为安，日渐康复。然而，此时子爵夫妇唯一的女儿瑞秋又感染上白喉，此前他们有个女儿在出生时早夭，瑞秋的患病令全家蒙上阴霾。雪上加霜的是，子爵夫人也很快被传染了。1873年6月28日，安伯雷失去了妻子。同年7月3日，他又失去了女儿。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我失去了世界上对我而言最宝贵的两样宝贝。”
安伯雷将妻子的骨灰埋葬在家中的土地下，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这一举动在当时被认为是离谱得出奇。万分悲痛之下，他将两个孩子—此时八岁的长子法兰克以及尚不满两岁的伯特兰·罗素交给家庭教师、植物学家斯波尔丁与佣人照料，自己则埋身于《宗教信仰的分析》的进一步撰写，以期完成妻子的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