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元年”还只是在想像的层面
作作为中国科幻文学年轻一辈中的代表人物，过去的这几年间，除了写作外，陈楸帆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参加以“科幻”为主题的论坛、讲座及各类相关活动。他的小说先后被翻译成八种语言，可以说他的脚步也遍及了世界各地。
让他感受最深的是，2019年年初《流浪地球》的成功，让国人对科幻的热情空前高涨。在上海电影节期间，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科幻电影的论坛，当时还未上映的《上海堡垒》的导演滕华涛也在座。关于电影，他们有过一些深刻的交流，因此陈楸帆特别理解这一部用六年时间精心打磨的电影，主创所付出的心血。但显然，从之后的市场表现来看，作为试验之作，必须承认《上海堡垒》的很多尝试是失败的。
“在和导演的交流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中间很多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误。可以看出来，我们整条产业链还是很不成熟的，技术不熟练，当然最核心的还是人才储备不足。”
一部科幻电影最重要的是命题与思考，其次是审美以及与观众的情感共鸣，在陈楸帆看来，“目前中国科幻电影从最源头的创作来讲，就与美国差了一个数量级，更别说特效、美术、道具等等所有的人才，一直都非常匮乏，所以根本没有办法保证持续稳定的高水准的创作。”
《上海堡垒》的失利对影视公司的投资热情确实打击巨大，被媒体预设了许多年，在年初几乎以为可以成为现实的“科幻元年”，经此一役后，又倒退回想像的层面。
但陈楸帆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市场进化的速度和观众审美的提升比整个产业要快很多，这就倒逼着从业者自我提升，不要有天上掉馅饼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比拼内容的正途上，还是要踏踏实实地讲好故事，认认真真地打磨好细节。”
前几年他对《荒潮》的影视版迟迟不能进入实际拍摄的流程还会有一些焦心，现在反而觉得，与其在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下交出一份勉强之作，不如等待最好的时机，给自己的心血之作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呈现。
陈楸帆对导演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他也同时深刻地了解内容的跨媒介转换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有一天我试着导演一部电影的话，我会从小一点的项目，比如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小成本科幻恐怖片和B级片开始，来锻炼我的掌控力。”
而当下，陈楸帆正专注于与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合作的一个项目，即针对非常近的未来做一个以AI主导的社会预测。“我们会将科技与科幻领域的最新成果以及顶级专家的意见汇总，呈现出一个文本形式的科技预言。”
2019年年初，陈楸帆前往德国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环节，是通过科幻小说来探讨中国与欧盟在2035年时双边关系的各种可能性，以及科学技术潜在的发展方向。
“我想这也是科幻作品的核心作用之一，即讨论各式各样的‘What if’，以此让人们感受到科技发展给社会各个层面带来的变化。这也是科幻在中国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这个体裁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未来预言。而科幻小说在中国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其实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科技方面的长足进步。在地缘政治方面，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密切地关注中国科幻的发展，试图理解中国人对现在、未来，以及人类、科技之间相互影响的想像与刻画。”
科幻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确切来讲，科幻是一个外来的文学体载。在西方，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可以追溯到两百年前的《弗兰肯斯坦》，到传入中国就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同主流文学相比，它的地位还是相对边缘的。
但陈楸帆认为，自己正身处在科幻文学最好的时代，“从国家层面来讲，一直以来，政府都在试图让科幻作品成为普及科学知识的途径，我们也希望人们能够越来越关注科幻本身所具备的‘反思’的力量。现在，学者们更多在探讨中国晚清科幻小产的发展历史，因为那时的科幻小说，‘启蒙’的目的非常鲜明，包括鲁迅、梁启超在内的诸多文豪都从事过科幻小说的翻译和写作。而近年来，中国科幻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三体》获得雨果奖、《流浪地球》在院线大获成功之后，人们对于科幻题材的作品越来越重视。”
生于上世纪80年代广东的陈楸帆，得益于开风气之先的政策和地理位置的优势，自小就可以收看香港电视台播放的国外影片。让他步入科幻世界的作品是《星球大战》和《星际迷航》，之后，他又开始读凡尔纳和威尔斯的系列作品，“感觉像是进入一个特别神奇的世界”。
10岁左右，陈楸帆就开始写科幻小说，是类似于《星球大战》的一些太空史诗型的作品，但都是写给自己用来自娱自乐的。对此父母竟然十分鼓励，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6岁时，他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诱饵》，并斩获了少年凡尔纳奖（校园科幻大奖）的一等奖。证书寄到学校后，是班主任转交给他的，陈楸帆至今都记得当时同学们惊讶的样子。从编辑老师和读者的反馈中，他也收获了更多自信，并开始积极创作新作品，一直到进入备战高考的时期，才按下“暂停键”。
2000年，陈楸帆以汕头市文科高考第一名的成绩就读北大中文系，大学期间，他曾尝试写过一些纯文学的作品，但总觉得不够吸引人，才又改回写科幻小说。此后，他相继发表了《丽江的鱼儿们》《鼠年》等科幻作品，并先后九次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荒潮》更是让他获得花地文学榜类型文学奖金。
陈楸帆是第一个打入美国科幻杂志圈的中国作家，他的作品进入英语市场甚至比刘慈欣的《三体》还要更早。在《奇幻与科幻杂志》（F&SF）、《克拉克的世界》（Clarkesworld）、《光速》（Lightspeed）等多个欧美科幻刊物上，“Chen Qiufan”都是第一个出现在上面的中国名字。2013 年，陈楸帆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的作品《荒潮》，被刘慈欣誉为近未来科幻作品的巅峰之作。
《荒潮》是陈楸帆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其创作背景及灵感来源于2011年他回老家汕头与朋友的一次会面，这位朋友在美国的一家垃圾处理公司任职。
“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贵屿’这个地方，它被称为‘世界电子垃圾处理中心’。之后我开始去了解这个产业，发现它之所以持续红火，是因为电子垃圾的总量在持续增长，而从这些垃圾中分离出来的稀土元素价格也着实价值不菲。但这个生意对‘贵屿’当地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土壤、水源甚至空气都受到了这些电子垃圾的污染与侵蚀，何况是身处其中且进行毫无保护的工作，他们是‘贵屿’环境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
陈楸帆在小说的结尾中，暗示世界上仍然有数不清的垃圾岛顺着洋流飘来飘去，他并不想搞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稍微留一些悬念和遗憾，可以让更多的读者去思考故事背后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从中看到环境污染的后果，看到消费主义文化中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所带来的危机。
“我一直将科幻小说和现实主义相联系，我把它称为‘科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我现在正在写《荒潮》的续篇，同样也和垃圾有关，但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的垃圾，还会涉及一些‘精神垃圾’和‘精神污染’。我想从精神的角度来思考每个人的内在矛盾，或许可以从中找到处理现实世界问题的方式。”
想像力可以飞双脚却必须踏在地上
对陈楸帆而言，科幻作家只是他职业身份之一。北大毕业以后，他曾先后在谷歌和百度等科技公司担任市场经理，之后又加入做动作捕捉技术的科技公司诺亦腾，出任品牌副总裁。这些职业经历让他有了很多参与到科研交流的很多机会，也让他比同类作者更容易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动态，也更懂得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逻辑。
当下的陈楸帆，是一个专注科幻产业链中文学与IP方向的创业者。他认为中国科幻正处于“大国崛起”的阶段，尽管《上海堡垒》让资本放缓了影视化的步伐，但国人对于科幻文学的热情却丝毫未减。仅2019年11 月份，就有三场科幻大会将分别在北京、成都、重庆召开。陈楸帆也要抽出部分精力，去准备三场论坛的分享内容。同样，他也很期待明年曼彻斯特文学节的行程，届时，他将会去当地的几所大学做为期一周的演讲。
这些年，陈楸帆游走世界各地，每到一处，最喜欢逛的三处场所是书店、超市和电影院。去书店，是为了看当地什么样的书比较畅销；去超市，是为了感受当地人最日常的生活；而去电影院，则是为了看恐怖片。他很享受跟很多人一起受惊吓的感觉，而在国内，限制级别的恐怖片是上不了院线的，只能一个人独享。
去曼彻斯特的这一周里，如果有闲瑕时间，他还希望能去看一场曼联的比赛。虽然从事文字工作，但生活中的陈楸帆却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写作是一个高度依赖身体状态的工作，虽然工作忙碌，分身乏术，但他依旧坚持早睡早起，从不熬夜。他平时最日常的运动是踢球和跑步，现在开始有了学习打泰拳的计划，因为这项运动不仅可以训练耐受力，更需要爆发力。
对陈楸帆而言，科幻早已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尽管想像力可以飞，但双脚却必须踏在地上。“生活是河流，科学是重力，没有了科学，生活就会飘到天上去；重力太强，生活又会陷入凝滞状态，只有保持合适的重力水平，才能让生活轻松写意地流淌不息。”
一方面从事着前瞻性的科幻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在北大学习中国文学的经历，也塑造了陈楸帆的文学观与历史观。他一直在尝试着不同的写作风格，包括将历史融入到科幻里。事实上，科幻文学涉及的领域并不狭窄，不是只有宇航和太空，它也包括人类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在陈楸帆的很多作品里，都涉及到人性、社会、哲学等范畴的拷问与探索。
去年早些时候，他就以一个纪录片剧本的形式写了一个中篇，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生产、怀孕的不同看法。而他最近正在构思的新小说，也是来自于他对历史人物的一些思考。“比如蔡仑、司马迁、郑和，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生理性的残缺，但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身体的残缺让他们在某些方面拥有了超乎常人的投入，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筹备我的下一部科幻小说。”
这又将是一部实验性的作品，对陈楸帆来讲，无论故事受欢迎与否，只要能表达出他试图传递的信息，创作本身就已经实现了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