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必然是庸俗的
一名导演的一生中究竟能拍几部好电影，谁也不知道，它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综合起来的成果，这其中的微妙比体育场上运动员的发挥还要复杂。而张艺谋当下可以做的就是跟时间赛跑，在他看来，70岁以后基本就废了，他只有不到五六年的时间可以在他的造梦空间里尽情地发挥所长。
张艺谋65岁了，但看外表，他跟演《老井》和《古今大战秦俑情》时没什么两样，只是鼻翼两侧的法令纹更深了一些，但还是一张中年男人的脸，刀削斧凿如秦俑。
他穿着简洁的皮衣，黑裤，黑鞋，外表看不觉得出挑，但这个以视觉美学闻名的大导其实对自身的每处细节都十分在意，比如内搭的T恤是他自己设计，因为嫌以前常穿的Prada T恤的拉链会鼓起来，所以他自己找料子让剧组的服装师给他私人定制了这么一款，他还会为不同风格的服饰搭配不同款型的手表。
虽然看他远远走过来，并不是起眼的人，但周边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还是会不自觉地为他让出一条道，然后行注目礼。所谓的气场大约就是如此，以前他走红地毯，身边不管站的是周润发、巩俐还是周杰伦，他也总是那核心的焦点，是最能镇住场的大人物。
但另一方面，他又素以谦卑著称，以黑五类的身份熬过特殊时代以及三十多年在底层生活的经历，谦卑早已成为他的生存法则和融入骨血的性格底色。所以这个旁人眼中的大人物，其实一直过着小心翼翼、恪守本分的生活。整个拍摄过程中，他几乎算得上有求必应，服装、坐立姿态等等，完全听从调度，绝不指手划脚。据说，在他自己的拍摄现场，他也不是那种发号施令的做派，而是习惯用商量的口吻。他不笑的时候，有一种仪式般的庄严与肃穆，让人心生敬畏。但事实上，如果不是在想事情，他对每一个人都笑容可掬。
公众视线里的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的第一块王牌，是这个时代可以被载入史册的文化符号，他地位崇高，是特权阶层，但这两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却让人们意识到，他只是一个本分的导演，并没有只手遮天的能耐。
拍摄《归来》时，无锡计生局发来的雪片一般的罚款通牒以及全国媒体“寻找张艺谋”铺天盖地般的舆论围攻，让他深受其扰。“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他们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要我去陈述。他们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急迫，有点像十二道金牌似的。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了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
抛去导演的身份，他其实就是一个旧式的中国男人，父亲临终时要求他生一个男孩，他承诺了自然就要做到。“对我个人来说，没有大家想像的那种超凡脱俗的艺术家的情怀，我不是那样，生活也不是那样的。”实际上，这件事远不该被处理得如此狼狈，更让人诧异的是他的三个超生的孩子居然没有一个是在国外出生，“当然，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也可以去香港生，只是我不想这样做，我没有假装爱国，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
众口烁金这样的事，张艺谋经历了岂止是一回两回。对于出生于50年代，视名誉重过生命的人而言，早年遇到这样的事，他会睡不着觉，会难过，想要说明白，但当他被描得各种面貌都有了之后，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证明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大众在媒体的反复渲染下，也不关心他原来是什么样，他们只愿意按照自己所知道的他去想像这个人。他选择用视频方式向全国人民道歉，“计划经济时代是需要造神的，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当然，你想当也当不了，因为没有那个位置。你说我自己自作多情当个精神教父，但人家根本不认你，老早就不要你了，从开始就不要你了，你给谁当精神领袖？人不能自封，因为时代变了，不是说谁要怎样就可以怎样，它完全是一个新的时代。”
说这些话时张艺谋完全是陈述的语气，没有一点的怅惘，事实上，没有了那一层光环的笼罩，他可以更自由更轻松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直以来，张艺谋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电影手艺人”，他说“我们手艺人挣的都是辛苦钱，但是我是真的喜欢拍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