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国内的大部分时候，严彬都住在“白宫酒店”旁的一幢别墅里，那里有单独的庭院和护拦，就算会员也不能进入。
华彬庄园其实是严彬一个无心插柳的意外成果，十多年前，他带着红牛进入中国市场以后，想要为员工做一个培训基地，1998年他在京郊的南口农场选了这样一片地，这里是北京五大风沙口之一的上风口，流传着“晴天一片沙，有风地搬家”的说法，每年从此处刮进北京市区的沙尘达数十万吨。一些商界的朋友对严彬选择这样恶劣的地理环境难以理解，但他坦言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想要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遏制日益逼近京城的沙尘。”凭借着超人的胆略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严彬与肆虐的风沙进行了十余年的抗争，6000亩的土地上被陆续种下了300万棵树，庄园也在种树过程中，一点点地形成现在集体育、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综合社区的形貌。
由华彬庄园的建成，多少也可以窥见严彬逆流而上的行事作风，同样建设于1998年的华彬大厦亦是如此，它原是北京的一个“胡子工程”，“当初我们请了一个商业银行的行长，跟他说我们从法院方面把它买下来了，现在想建完它，想跟银行贷款，这个行长说，这个楼在长安街旁立了12年，谁能把它建起来，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后来到我们开业的时候再请他，他没来，可能是很不好意思。”
做没有人能做成的事，对严彬是一个挑战，而他享受的也正是这个挑战的过程，“就像枪响了战士要上战场一样，当时在工地上，23层楼，我一天能上来20次，检查每一层，看为什么出问题。”而今，华彬大厦已成为长安街上的标识性建筑。
在商界，严彬最让人称道的是他的市场敏锐度。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前半年，他就将资产变现全部调回了中国，“这点可以不惭愧地说，很多人都佩服我，其他企业都是拿美金投资，而且当时国家币值贬值快近两倍了，我反而是在赚钱，泰国的金融界提起这一点，都冲我伸大拇哥。泰国华人也好，泰国企业也好，都没有这种敏锐度。”
严彬没有读过什么书，对此他从不避讳，他会坦率地跟叫他严博士的人讲，他的博士称号其实只是美国政府给的荣誉而已。但严彬好学肯钻研，“市场敏感书里是没有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很冷静地去看待市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是第一位的。你不会做市场，看不到自己的消费人群，找不出自己的市场空间，什么都是假的。敏感度还是要靠悟性的，我每天晚睡早起，看很多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动脑筋去琢磨。做每一件事，力不到不为才，还要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
严彬1954年出生在山东，1970年初中毕业，作为那个年代必须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来到了河南的林县插队。那是与山西交界的一个极贫困的地区，他干了整整一年只得了92元钱，每天吃的是红薯，就没见过几次白面。
因为太害怕穷困，严彬选择去泰国寻求生路。初到异乡，他过的是身上没钱没有饭吃的日子，只能靠卖血维生。后来，严彬终于找到了一份学徒的工作，打工期间，他手快、眼快、特别勤奋又有眼力见儿，别的学徒睡到8点钟才起床，而他5点钟就起来到院子里打扫卫生，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严彬就被老板任命为经理。
很多年后，严彬受邀去剑桥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主题做演讲，回忆起在泰国最初的那段打工日子，严彬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偶然听到老板娘的一句抱怨：“北方佬吃得真多。”他把这句话记在心中，从此以后每顿只吃一碗饭，然后自己拿工资去买米，煮熟后用酱油拌着吃。
度过了在泰国最艰难的那段日子，严彬一步步从做租保到做竹筒罐头出口，再到做国际贸易创业华彬集团，他开始慢慢有了自己的积累，但真正的第一桶金还是来自于1989年的房地产市场—他买下了位于曼谷市中心素坤逸路6巷的一幢26层的高楼，即现在的华彬大厦，这里租住着约300家公司，包括华彬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体办事机构，大厦顶层（26层）设有总裁办公室，但严彬本人却很少在泰国出现。
低调是商界人士对严彬一致的评价与认知，即使创出了“红牛”饮料这样大的品牌，他也没有任何招摇之事，别说什么花边新闻，就连公司的大动作都少见报道。在泰国侨界，像严彬这样谨慎、低调的华商并不多见。提到严彬，华侨圈里的人一般要三思后才明白此人是何许人也，然后直接与“红牛”饮料联系起来；而泰国人只有在提到“红牛”饮料时，才会恍然大悟严彬是谁。
但就是这样一个低调的人，却与泰国上层人士联系紧密，他与数任泰国前总理，如川·立派、他信都有不错的交情，还担任过泰王国上议院议长特别经济顾问，在中泰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场合上，也多次看到严彬陪同的身影。
充当着民间大使角色的严彬，通过自己的斡旋，达成了中泰在钾矿、橡胶、钢铁等资源上的合作，为促进中泰两国及东盟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